日期：1964-11-10 作者：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刘澜涛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办公厅供稿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十一月十日在西北局书记处听取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工作汇报会议上作了发言，题目是：“认清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在社教运动中必须扎正根子，建立和壮大贫、下中农革命阶级队伍，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现将刘澜涛同志的发言全文（记录稿）刊登如下，供参考。
今天会议上听了李登瀛、李启明等同志的汇报，交流了这一段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我也是下去蹲点的一个，现在把我们工作组二十天来的情况，简要地谈一谈，并结合着其他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去的大队，有三百五十八户，一千八百多人，分八个生产队。解放前，这个村庄归伪县政府直接领导，是国民党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压榨人民的据点，是从周围各村拉来的壮丁的集中点，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解放后，有些地方曾经挖出成堆被活埋的农民的白骨。现在，这个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干部队伍的坏分子统治着，广大贫农仍然受压迫，受痛苦。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还是不够吃，多年来靠吃回销粮度春荒。至于缺少衣服，一家几口人盖一条被子的，就更多了。解放十五年了，广大贫农还过着这样苦的生活，这是我们过去从报告、文件里很少见到的。我们工作组的先遣队是十月十日进村的。十月二十日，工作组大队人马进村。我们一进村就抓生产，参加劳动，基层干部过去是常年不劳动的，现在也不得不跟着参加劳动。今年这个队的生产同去年差不多，但是社员会到的粮食比去年多得多，这同开展社教运动有很大关系。现在，老百姓没有钱用是个大问题，连买盐的钱也没有，有的一毛钱也没有，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工作组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很受欢迎。我的房东，是个血统的贫农。先遣队的两个同志在他家吃了一天饭，给了八毛钱。他就用一毛七分钱买了一斤盐，四毛五分钱买了一斤煤油，十分高兴。
这里的广大贫、下中农受压迫、受痛苦，主要有三类阶级敌人压在他们头上：一是地富反坏。这些人还是横行霸道。地主可以同社员一起开会，一样有表决权，完全敌我不分。有一个生产队，六户地主中，土改后有五户扩大了宅基地。这是经过基层干部批准的。这里土改不彻底，镇反也不彻底。二是资本主义包工头。这个村有大量的泥水匠、木匠，有亦工亦农的传统。我所在的生产队，共五十七户，其中就有三十多户是泥水匠、木匠，他们同包工头的矛盾很尖锐。有的包工头，自己有技术，带领几十名工匠，出外承包工程；有的包工头，本人并不是匠人，完全是靠中间剥削发财。他们欺骗国家机关，虚报冒领建筑费，对工匠则克扣、欠发工资。如大包工头郑建民，在西安有四个旅馆作为他的据点，有三个女人陪伴他，他欠本大队社员的工资就有一千多元。他常年不回家，队里还照常给他发口粮。这种大包工头，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也是封建把头。工匠同包工头的这种阶级矛盾，在城市附近的郊区和农村的集镇上都有。三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的坏干部。他们职权很大，为非作恶，骇人听闻。这三种阶级矛盾（广大社员同地富反坏，同包工头，财坏干部的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广大贫、下中农同坏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即农村新的压迫阶级和新的剥削阶级分子的矛盾。这些坏干部，掌握了基层政权和集体经济的大权，利用集体经济的形式来进行剥削，花样很多，剥削面比过去地主富农宽广得多。他们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贪污盗窃集体财产国家资财。集体经济有无比的优越性，但如果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利用集体经济来办坏事，它的危害就更大。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庞惠农，是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出席过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去年长安县委还把他调出来搞了一年社教。实际上，他过去当过敌盐警警长，土改后混入革命队伍，积极为地富办事，对贫、下中农极为仇恨。支部书记、大队长、文书（兼团总支书记）三人，每人每月拿三十四元“工资”（一年四百零八元，可买五千斤玉米或四千多斤小麦），而且照样记工分，分基本口粮和奖励，“苛捐杂税”非常多。群众用“土皇上”、“坐地虎”、“小日本”、“社猪”这些称号来咒骂他们。这批蜕化变质分子同地富反坏、包工头是相勾结的，地富反坏、包工头、贪污盗窃分子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则是地富反坏包工头、贪污盗窃分子孙在政治上忠实的代言人、代理人和保护人。他们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而是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进行革命，而是坚决反对革命。不把这批人彻底打例，贫、下中农就不能翻身，我们就不能前进。一个老长工说：“不社教，再过两年，这里就同国民党一样了。”毛主席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主席正是说出了广大贫、下中农心里的话。
我们在农村，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一切问题，从各种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不抓住主要矛盾，这里戳一下，那里戳一下，是不行的。
抓生产、抓生活非常重要，要从头到尾抓到底。革命和建设要密切结合起来。抓生产、抓生活，这是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领导权，无产阶级不抓，资产阶级就来抓，你不要，敌人要。我们不仅要抓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抓经济上的领导权，不能只抓政治不抓经济。例如，农业生产是集体的，而副业生产长期来一直是单干的，这就形成一条腿是社会主义的，一条腿是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对集体经济危害很大。我所在的生产队（三百多口人）、在农忙最紧张时，家里只剩下了七个男的老弱劳动，其余都被大包工头拉走做小工去了。西安市和郊区现在还有“人市”，自由出卖劳动力，这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力调配问题上的一种反映。这同某些国家机关滥雇临时工也有关系。有些包工头同农村的坏干部相勾结，打着大队、生产队的招牌，搞资本主义剥削，使我们的一些机关受了骗。这种劳动力自由市场，既破坏国家的劳动计划，影响城市的管理，又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几个包工头发了大财。广大社员受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西安市委和长安县委应当作为一个大问题来研究，采取坚决措施，刹住这股歪风。西安市人委可以发布命令，这样，工作组在下面就好配合。这里有亦工亦农的传统，但一直是单干，广大工匠受包工头的剥削，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也具有封建性）。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搞集体副业生产，解决用钱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取硬堵的办法，简单地限制，不让群众出去是不行的。要挖根子，取缔包工头，把群众组织起来，坚决搞集体副业。我在的那个大队，附近有一个村子（四十多户），集体副业就搞得比较好。我们队有个女社员的娘家是那个村的，她说那个村的社员每月都可以领几块钱的工资。我们派人去了解，果然是这样，去年集体副业收入六千元，今年已收入五千多元，解决了群众没有钱用的问题。现在，我们大队学习那个村子的经验，经过贫、下中农酝酿，起草了一个搞集体副业的办法，准备召开大队贫、下中农临时代表会议讨论过后执行。农闲出去做工的人，要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建筑队，有队长、副队长，有管伙食的，成建制地出去，收入归生产队。出去做工的人，要多劳多得，技术高的，工分要搞些；使用自己的工具，还要付给工具拆旧费。这样作，出去的人高兴，在家的人也不急，因为副入也有他的一份，只有那些包工头不赞成。把集体副业组织起来，劳动力的流动就可以是有计划的，什么人出去，什么人留下，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都安排好。这样，我们的工作也就有了主动权。
对打歼灭战搞社教的地区，国家在经济上要给以支持和照顾。陕西今年搞长安、延安、西乡三个县，西北全区是搞十六县（包括两个市的三个郊区），共三百万人口。在这些地区，国家投资、发放救济款等，要有意识地给以照顾。革命打歼灭战，经济工作也要打歼灭战。经济工作要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改善贫、下中农的生活服务，决不能同当前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或者分散革命的力量。这些地区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投入的经济力量就能真正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用在广大社员身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解放了生产力，再加上国家的经济支援，明年的生产就可以有较好的发展，革命的成果就会快快显示出来。
总之，抓生产，抓生活，这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这不简单是个工作组的威信问题。
对党支部、大队、生产队、共青团等原有的组织和干部，不是一脚踢开，当然，也不是依靠他们，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有条件地经过他们，利用他们，限制他们，分化、教育和适当使用他们，一步一步地削弱和剥夺他们的权力，把权力转归贫农小组和贫农协会，坚决揭露和打击坏干部，最后，根据问题的性质作出处理。有条件地经过他们，如生产上的一些工作，需要经过他们进行的，暂时仍然经过他们。利用他们，如要他们介绍情况。社员名册、四类分子登记表、各种账目和大队、生产队的基本情况等，这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他们介绍的情况不一定真实，不真实也是一种反面的情况，也是有用的。限制他们，我们规定大队部、党支部开会一定要报告工作组，受工作组的绝对领导。有一次大队开会没有报告工作组，就抓住这一点，狠狠地训斥了大队领导干部。他们是假共产党员、坏干部，我们按真共产党员、好干部的标准来严格要求他们，把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帽子给他们戴得紧紧的，这样来批评他们，我们就很主动。他们要搞非法活动就是犯错误。我们要创造条件使敌人犯错误。那些蜕化变质分子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又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在一起，我们要逼使这些坏人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对原有干部，要分化教育和适当使用他们。我们那个大队有七十名干部，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得势的，不当权时，对他们不能铁板一块地看待，好的可以分化出来，利用他们作些事。例如，到别的村子学习搞集体副业的经验，就派了一个问题不大的生产队副队长同一个贫农代表、一个工作组干部一道去，回来以后，这个副队长作了汇报，并帮助工作组同志写了一份材料。要他去干这件事，他很高兴。
对坏的干部则必须坚决地揭露、打击。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贫农们说：“打十只狗不如打一只虎”，正是这个意思。打击，也不是天天打。我们大队的那个大队长庞惠农，读“双十条”时他没有到会，据说是到公社办什么事去了。这就不行，第二天在大会上就点他的名，要他作检讨。办什么事也没有听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重要。我们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社员？不参加听讲“双十条”的会议，是不是自己开除了自己？他无言回答，公开检讨了错误。对坏干部的揭露打击要狠，但一定要有凭有据，实事求是，不打无把握的仗。对这些人，要等到群众全面发动起来了，等到几乎人人要求处理他们的时候，才撒换他们，绝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地下台。目前采取打而不倒的策略，留着活靶子，活的反面教员，作用很大。有些坏干部挡道，必要的时候可以先采取停职的办法，但不要一下撤掉。这样，有个对立面，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对这些坏干部有点顾虑也不要紧，这要靠我们作艰苦的工作。至于罪恶极大，群众恨之入骨的明显的敌人，而且公开进行反抗的，则应当尽快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在生产队一级，如果原有的干部烂掉了，应当积极从根子中物色、培养新的领导人，一般不宜采取由工作组干部直接代替原有干部的办法。革命是群众自己的事，要由群众自己来办。工作组可以指导，但工作组的一切主张，都必须经过群众，变成群众自己的主张，决不能只靠工作组的“英雄好汉”，包打天下。
还有一点，工作组干部不要因为怕贫、下中农怀疑，就不敢同原来的干部接近。只要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言行表现是坚决站在贫、下中农方面的，而且向贫、下中农说清楚，我们同原有干部接近，是教育他们，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并且把同干部谈话的情况及时告诉贫、下中农，使他们知道工作组是真正同他们一条心的，他们就不会有顾虑。当然，不可同干部接触过多，尤其当我们还没有取得贫、下中农信任的时候，更要注意。
从进村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扎根子是我们的头等重要任务，是最根本的工作，没有那一件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进村之后，访贫问苦也好，说明来意也好，宣读“双十条”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发现根子，教育根子，培养根子，巩固根子。根子，每个村庄都有，每个生产队都有，它是客观存在，问题是我们的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认识它，发现它。要一切从头做起，开始先认门，认人，然后认阶级。根子，是我们的“根据地”，没有根子，我们就不能立足，有了根子，就可以通过他们串连，发动贫、下中农，就可以扩大分子队伍，就可以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就有了一切。所以，根子是我们的立脚点和出发点。过去长安县土改时，实行了贫农中农一齐发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贫、下中农没有得到充分发动。那是一条地主富农路线，是保护地主富农的投降路线，真是害死人。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痛苦的教训。不充分发动贫、下中农，民主革命不可能搞彻底，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更不可能搞彻底。根子扎得好不好，是工作成败的关键，是社教搞好搞不好的关键，也是关系到建设什么样的农村，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核心，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关键问题。
第一、扎正根子。根子必须是成分好、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比较高、政治纯洁的人。要按照规定的条件来确定根子，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要坚持高标准，不能是低标准。我所在的那个村，土改时的农会主任是个赌棍、流氓，是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根子扎在这种人身上，他发展的党员就不可能好。要找到根子，必须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采用了在“三同”中了解，登门访贫问苦，找参加过土改的老人谈，找贫、下中农广泛交谈，同本人交谈，以及从队干部介绍的情史中对照等办法，初步找到根子对象。要对这些人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反复核对，不断排队，对各方面的看法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根子扎正之后，其他问题就比较好办了。
第二、确定根子，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广大贫、下中农认可的人，才能当根子，不能由工作组主观决定。广大贫、下中农认可，是指采取多种办法来了解多数群众的看法，然后确定，不是机械地简单地要群众开会讨论通过。有的根子对象有些小缺点、小错误，只要广大群众的意见不很大，一般仍可作为根子对象。不能要求根子对象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但是要积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有的过去受过坏干部打击陷害，在群众中留下了坏印象的，应该调查确实，经过贫、下中农自己，向有怀疑的贫、下中农进行解释，逐步恢复他们的威信。“根子”这个名司，是工作组内部用的，对外可统称为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过去当过干部而被坏干部整下台的贫、下中农，只要真正是好的，也可以当根子。有的人多年受干部的打击，他们起来之后，象老虎一样，真是了不起。有个女贫农叫邢玉兰，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当过小组长，后来被坏干部打下去了，九年不说话，现在她起来说话了。她说：“我们这里土改时，革命很不彻底，地主富农没有打倒。土改后，中农和富农当权，贫农没有翻身。自己多年来受到不少打击。地主刘德道还给别人说，给我看病没有把我看死，太便宜了。有苦无处诉，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从此我抱了一种态度：不论整社或什么运动来，就是用棍子打我，我也不起来干。这次社教工作组来时，我思想上没有想起来干。经过工作组说明来意，讲政策，讲毛主席的话，我思想上斗争了很久。最后看到这是真的党中央、毛主席的干部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很好。现在自己表态，要下定决心，同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作坚决斗争，决不怕打击报复了，就是割了头，我也不怕。”她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共同声音。还有个老贫农，解放十五年来，没有在正式场合讲过话，现在也站起来讲话了。
第三、扎根串连的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掌握了一些情况，有了一定的力量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不断取得一些小胜利，在战场上练兵，在斗争中检验根子。依靠贫、下中农，提高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信任、扶持和教育贫、下中农，另一方面必须打击敌人和四不清干部，不断削弱他们，使贫、下中农扬眉吐气，四类分子和坏干部低下头来。进行小斗争，取得小胜利，长贫、下中农的志气，灭四类分子和坏干部的威风，这对增强贫、下中农的信心，提高他们的威信很有作用。我在的大队的八个生产队，每个队都处理了几件事，只要是贫、下中农的正确意见，能够马上办到的，说办就办。比如，大队长庞惠农，问题很严重，我们先处理了一件事：就是他打过老长工出身的生产队副队长李纪玉，并且打坏了李的眼镜。贫、下中农决定要他登门向李道歉，大会检讨，并赔偿眼镜。又如，西门生产队队长郑吉璋、副队长庞松茂，今年秋天擅自补贴工分三百六十六个，经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提出，他们两人把多拿的粮食全部退出并检讨认错。对四不清干部退出来的东西，要专库保管，另立新账。再如，普遍进行了一次封账，八个生产队的账目，全部封存，由贫下中农代表、队干部、工作组干部三方签字，新账、老账、食堂账一起封，这对坏干部是个很大的打击。再如，八个生产队，有十个黑板报，过去大队从来不好好地管。最近，庞惠农忽然提出他要管黑板报，片求工作组的意见。我们由此得到启发，趁机把黑板报拿了回来，由贫、下中农组成编委会，工作组作指导，作为宣传社教，打击敌人和四不清干部的阵地。登的都是本村新闻，消息传播很快，很受群众欢迎。对地富反坏分子，也采取了一些办法。第二个十条中规定地主富农除必须成基本劳动日和民工建勤任务外，还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我们现在就让他们修整街道。
取得这些小胜利，对贫、下中农是大很大的鼓舞。在工作中要注意，要打得准，材料要核实，经得起检查，有怀疑的不要往外拿，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犯错误；要打得狠，抓住他们最脱离群众的事，处理要合法合理，实事求是；要留有余地，例如有十发子弹，打两三发就发可以；必须经过贫、下中农讨论，贫、下中农农主动提出这样作时，工作组要坚决支持，如果贫、下中农没有主动提出，工作组可以提醒，但一定要贫、下中农真正同意了再作。取得小胜利后，几个生产队可以互相交流传播，鼓舞贫、下中农的斗志。
第四、小会串连，大会教育。扎根子，除了个别访问外，还要开小型座谈会谈心。个别访问时间久了，没有多少话说了，就可以开小会谈心，也就是串连的扩大。根子扎正是基础，串连扩大是这一基础的发展。小会谈心，可以互相启发，很有好处。我所在的生产队，在三十六户贫农（其中一户外迁，一户只有一个哑巴）中，经过十一天的工作，找到了七个根子对象。全大队共找到了三十七个根子对象。在个别访问、小会谈心的基础上，于十月三十一日晚，召开了全大队第一次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会。会上，他们发言十分踊跃，出乎我们意料。因为要求发言的人很多，大家一致决定第二天再开第二次会议。第二天要求发言的人更多。有的人发言时间过长，还遭到大家反对，提出要他“只讲事实，不讲过程”。老乡说这个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是贫农革命斗争的新历史，是破天荒第一次。十一月八日，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到会人数增加到八十八人，其中有的是根子对象，有的是积极分子，队伍扩大了。还准备召开第四次会议。看来，在条件成熟时，以大队为单位召开这样的会有必要，可以互相交流经验，互相鼓舞。这种会，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诉苦会，是进行处我教育的会，是壮胆的会。有些发言非常好，女贫农刑玉兰的那一段话，就是在第二次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的。在农村开会，每次会的时间不要超过两小时，一般一小时，少数一小时半，个别的两小时，要按时散会。这样作很受欢迎，妇女特别欢迎，过去群众是“开会怕熬眼，慢慢腾腾来”，现在参加会都很积极。群众最近开长会。他们说，腿坐不住，脑子记不住，要求开会时间短一些，次数可以多一些。不仅在农村要提倡开短会，工人开会也要这样，机关最好也能这样。
总之，扎根子是我们进村后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关系到我们的江山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对于这一点，要使工作团的干部，特别是大队工作组长一级的干部认识明确。对已经确定的根子，要继续审查、培养、巩固、提高，而且要发展新的，积极分子多得很。有的根子对象和积极分子将来被淘汰，这是难免的。对贫、下中农也要作阶级分析，不可能人人都是一样的。找根子，一是要坚持高标准，要求严格，一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我们那里有个生产队，二十四户贫农，其中有过去当过干部的，有做过小生意的，有的过去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排来排去，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只有七户，直到现在只找到三个根子对象。在那个队工作的同志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怕犯错误，所以工作束手束脚，打不开局面。对这样的地方要加强领导，派人去帮助。根子虽是客观存在，但他不会自己露出来，必须加上我们的工作和教育，他才能够出来。有个老贫农，苦得要死，只有一只半鞋，生活困难压得他心灰意懒，怎么也不说话，谁去也不行。后来，我们去了两位女同志，帮他洗衣服、做饭，到第三天他就说话了。还有一个贫农生了病，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把自己的被子给他盖，一床被子的温暖就感动了他。所以，只要我们对贫、下中农诚心诚意，发动群众是不难的。有些青年同志没有工作经验，这不要紧，只要决心革命，不怕苦，很快就可以取得革命的经验；如果没有革命的决心，怕苦，那就不行。
上面的工作，要同打歼灭战配合好，为革命斗争服务。例如，最近长安县巡回在各地召开宣判大会、惩治坏人，这就直接支持了下面的对敌斗争，影响很大。我参加过一次宣判大会，从头到尾都听了，感到判决书写得不大好，内容可以再充实一些，阶级斗争的内容要突出一点，要打破过去的一套法律条文的框子。宣读判决书以后，要有一个人讲话（不需要两个人）。判决书和讲话稿要由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审查修改。宣判大会，时间不要长，一小时就可以了。要多吸收一些机关的代表参加，可以受教育，扩大影响。又如，长安县人委《关于坚决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及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破坏活动，保障社教运动的命令》，宣读以后，很起作用。再如，取缔“人市”，西安市人委也可以发布命令。有些事公社也可以发布命令。群众对上级政府的命令、指示是很重视的。总之，上面配合打歼灭战，还应当多做些事。
在工作中，不要急躁，要多作调查研究，多作分析，多注意策略问题。对付地富反坏，我们还比较有些办法，对付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办法还不多，因此，要多作调查研究，工作要细心，积极搞，但不要急躁。有的同志看到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者同别的队比较自己落后一点，就产生了急躁情绪，这种情况要注意防止。一切事情要同群众商量，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简单地说，就是群众路线。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我们对客观事物，是在实践过程中，经过多次反复，才逐渐认识的。今天我讲的这些话，也不是最后的认识，有些认识比较接近实际，有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我们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四篇伟大哲学著作，活学活用。使它成为我们的锐利武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处，每个同志都应当认真地学习。
工作团的干部必须是革命化的，而且必须是高度革命化的。要按照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求，坚持高标准，决不能降低标准。工作组必须由无产阳级的坚定革命派当领导。不革命的人绝对不能担负领导工作。对长安八百多个大队一级的工作组长，总团和各分团，要一个一个地进行审查，凡是不称职的，要马上调整，不能等待，否则，就会使工作遭损失。
工作团的干部，一定要坚持“三同“，特别是同劳动。同吃和财住，现在看来不大了，要特别强调同劳动。运去战争时期，我们的干部帮助群众生产劳动，这是好的传统。但把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很容易松懈、马虎，对这件事要特别抓紧。工作团的干部，出岔子了有病不能参加劳动的以外，人人都应当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而且要坚持到底。
工作团的干部一定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绝对不能增加群众一丝一毫的负担，绝不能搞四不清。用电灯该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糊窗户纸要用自己的，办公用品完全自备，办公费不够用，可以请求上面解决，要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如果我们用生产队的一张纸，坏干部就会拿一刀纸，这种事绝对不能干，查出来要追究。现在工作团的名誉很好，必须贯彻始终，而且应当越往后越好。
工作团的干部必须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认真地向群众学习。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群众是最伟大的教师，我自己如果不经过这一段向群众学习，就不可能讲今天这些话。我们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都来自群众。所以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彻底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当群众的小学生。现在长安集中了四百多名县委书记一级以上干部，在一起共同作战，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有的同志还不安心，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团一定要树立一个彻底革命化的作风，这不仅是搞好社教的保证，而且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西北地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步骤，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意义。长安县委和社教总团，对工作团干部的工作，要加强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反作风搞好。
今后，每到一个工作阶段，就碰一次头，我们这些人在下面蹲点，不仅要起兵的作用，而且要起指挥员的作用。在一个村蹲点，可以取得直接经验，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一定时期碰碰头，可以互相得到启发，对工作很有好处。互通情报，及时交流经验，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期社教，有这么多负责同志蹲点，彼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一定要互相交流，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在长安社教工作团内部，要及时互相消息，同延安、西乡也要交流经验，同西北各省、区之间也要交换材料。社教运动的方针，部署已经确定了，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协和进村后的具体工作经验，战术经验。对这种经验，要及时总结，尽快介绍出去，绝不能等到明年搞社教时再介绍，如果是这样的领导，那就是放弃职责的官僚主义领导。
来源：根据1964年11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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